编者按：2025年9月13日至14日 由山东省佛教协会、山东省民族宗教研究会联合主办，菏泽市佛教协会与菏泽市牡丹区临济草寺协同承办的第二届菏泽临济文化研讨会，于“义玄故里、临济祖地”——即菏泽市举行。会议围绕“临济历史与传承”“临济义理与佛教中国化”“禅宗历史与思想”等若干主题开展学术交流， 旨在通过多维度互鉴，深入挖掘临济思想及其禅法中所蕴含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促进佛教健康传承之路径。
就这？ 山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烟台市佛教协会会长、福山峆垆寺住持悟实法师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临济禅法与佛教中国化》的专题论文，其主要观点经凤凰网佛教文化编辑后摘录如下：
临济禅法的核心理念及其对形式的批判
义玄禅师作为临济宗创始人，向弟子阐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根本思想时已将修行的重心从“外在经论研读与仪轨遵守”转移至“内在本心觉悟”，此举无疑突破了传统修行模式所依赖之繁复仪式；其所弘扬之佛性，即根植于每个人心中而不必外求，因而宣称：“佛与众生惟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自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长非短，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乖……惟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差别。”此论直接指向众生对自身佛性之忽视， 并且彻底打破了“修行需依赖复杂形式”的桎梏，从而契合了中国人历来强调“重本质、重效能”的思维惯性，精神内耗。。
这时候， 临济禅法亦创造了诸如“当头棒喝”等接引方式；德山宣鉴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表面看来虽严苛，但实则针对中国人“不循空言、唯重实悟”的性格特质，以最直接之手段唤醒弟子本心；再者，“四料简”“四宾主”之教学模式，则依据弟子根器差异灵活引导，其运作方式与儒家“因材施教”之教育理念异曲同工，实现了修行方法与中国本土圣贤思维之深度契合。
制度创新：百丈怀海的农禅制度
最为关键且具有标志性的当属百丈怀海所提出的“农禅制度”。该制度明确规定“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以此原则将禅修活动与农耕劳动紧密结合，使僧侣不再单纯依赖信众供养，而是通过耕田、织布等劳作实现自养，并在劳动过程中观照本心。此举明摆着已然完全适配了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结构， 将“劳动”本身转化为禅修的一部分，从而使出身农耕家庭的普通民众亦能轻易理解“修行”之含义——无需识字诵经，仅需在劳作时保持觉知，即可体认道体。
农禅并重：对社会结构的制度适配
从宏观视角审视， 中国自两汉时期接受佛教之初便并非单纯移植，而是经历数百年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乃至再造，以致完成“中国化”转型。 禅宗凭借其贴近中国人思维方式及生活实践之特质，成为佛教中国化之核心载体；而临济禅法作为“五家七宗”中影响最广、流传最久的一支，更以其对修行体系之重构、思想之本土化融合以及制度创新等多维度因素，成为佛教中国化典范之一，并深刻塑造了中国佛教形态，使其血脉渗透进中华传统文化之内部。
具体而言， “农禅并重”的模式不仅顺应了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将僧侣日常生产活动纳入修行范畴，实现了寺院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时候，这种模式亦将劳动过程升华为观照本心的实践场域，使得原本仅限于僧侣阶层的精神活动得以向更广阔的大众层面扩散，从而完成了从“上层文化”向“民间文化”的下沉。
融会儒道：对本土思想的文化适配
印度原始佛教自传入华夏伊始， 即携带繁琐仪轨规范以及庞大经论体系——包括需长期研习之《大藏经》以及严格持戒仪式——这些要素在面对崇尚务实、了修行体系之“中国化”适配。
在吸收儒家思想方面 临济禅法打破了印度佛教所谓“跳出家庭、脱离世俗”的修行模式，将儒家所倡导之忠孝伦理纳入禅修框架，并把家国情怀置于首位。义玄禅师曾明言：“事父事君皆是妙道”， 明确指出侍奉父母、尽忠君主等世俗责任，与觉悟本心相互融合——因而修行不再是逃避世俗的遁世，而是在履行家庭及社会职责过程中实现体道，此种主张明摆着已然彻底消解了佛教与中华传统伦理之间潜存冲突，使得禅修成为修身齐家的延伸，也促成了佛教从外来宗教转变为符合中国社会伦理体系的本土文化实践。
这时候， 在吸纳道家哲学时临济禪法汲取了道家 “自然无为”“顺应本性”等核心精神，并提出 “平常心是道” 的命题。所谓平常心， 即不执著于形式性的修行，也不刻意追求成就境界，而是在穿衣、吃饭、劳作等日常琐事中体认道之存在——正如赵州从谂公案中的“一杯茶去”， 未来可期。 以极简生活情境点破 “道在日用” 的真谛。这一思想高度契合道家 “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的理念， 从而淡化印度原始佛教所具备之神圣感，使得禅修呈现出生活化、自然化的中国特色。
大众化趋势：从寺院精英到民间参与
值得注意且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臨濟宗并未设置高门槛要求信徒必须具备深厚文字功底或系统经论学习，而是允许文人雅士亦或目不识丁之农夫，通过简短公案或日常劳作即可参与其中。这种“大众化”的特征使得禪宗突破寺院围墙， 在宋代以后无论乡村茶馆、市井商铺抑或文人书斋，都能见到臨濟宗影响的痕迹——此时“禪”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宗教学说而演变为中华民族生活中用于觉悟生活、安顿心灵的一种实用智慧。
臨濟祓除形式， 实现中國化典范
总的无论从破斥形式以求核心、本土伦理融合以实现入世修行还是制度创新以适配农业社会结构三个层面考察，臨濟祓除形式并融汇儒道，以農耕為基礎構建農�Zen並重體系，都已经明摆着形成了一套完整且可持续发展的中國化 Buddhist 模式。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过程中，中国佛教方能深植於中华文明沃土，并继续发挥其精神文明功能。所以呢，这一现象是否应当引发我们对于 佛教中國化进程中制度與文化適配关系 的深入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