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政治环境骤然转变，众多知识分子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尽管中国的文化人手无缚鸡之力， 但他们所拥有的“笔如枪，舌如剑”的独特武器足以令人敬畏，正如古人所言：“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只是 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却通过精准打击，使知识分子集体“哑火”，其方法极为简单粗暴：堵住他们的嘴，夺去他们的笔，我好了。。
知识之刃， 精神之盾
知识，无疑是文人自立的基石、精神的支柱以及抵御外力的坚固堡垒。自古以来统治者为了驾驭知识分子，不惜采用各种手段，但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和崇敬他们的学识。所以呢，要真正攻破这一堡垒并非易事；一种可行的方法便是从剥夺文化人的知识入手，使其由知转为无知。这一策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反复上演。
皇权与精神自由的较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人始终以“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自守。他们并不畏惧死亡——死亡是对肉体的剥夺；只是更令他们恐惧的是受辱——辱是对精神的摧残。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拥有高风亮节的文化人往往宁愿选择前者,主要原因是他们将尊严视为高于生命的价值所在。还有啊, 许多文化人又将坚持信仰置于生命之上,视“文死谏”中的“死”为一种崇高的使命和殉道行为,从而得以流芳百世。与之相应的是,历代统治者也普遍默认了这一原则,将其视为维持统治稳定的平衡术之一。他们可以对“士”施加高压、将其投入牢房甚至处以死刑,但通常避免从人格上凌辱斯文人士,这无意中成为了文人保护自身脊梁的一道重要铠甲。
精神压迫与文化的断裂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人的脊梁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郭沫若作为中国文化最高殿堂的掌门人、科学院院长, 在面对政治压力时却惶恐至极地承认自己的学问可以旧零；而其他知识分子又当如何自处？ 这种示范效应无疑对全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震慑作用。《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郭沫若的检讨发言后《人民日报》与全国各大报纸迅速跟进转载, 加剧了这种震慑氛围。
方志远老师的文章《文人的脊梁在清朝折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复杂性。说实在的, 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钳制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之中, 只是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程度而已。
法庭上的英勇与精神的坚韧
1933年4月14日“救国七君子”在江苏高等衙门开审一案进行了三天时间。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并十分卖力; 只是陈独秀却不领情地说：“讼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真是***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能以隽语哄堂”。这种在逆境中保持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的精神令人钦佩。
差不多得了... 只是更为残酷的是***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对待方式. 被封口、夺笔之后, 文化人自然完全丧失抵抗之力, 任人摆布. 我们不禁要思考：如此简单有效的办法为什么历代当政者都没有想到或没有实施呢？即使以我们一直认为最为专制的蒋介石政权为例. 蒋介石政府虽然对异议声音进行压制, 但其手段相比较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底线. 而***则采取了一种更为彻底的方式: 全面否定和批判先前的文化成就.
极具病态美的症状、 漫长的疗程
大学又发生了肺结核群体聚集疫情，通报5人被感染…这些现象是否应当引发我们对于公共卫生平安体系建设的反思呢?
文化的传承与振兴
知识难道可以被消灭吗？明摆着不能！主要原因是知识存在于文人的脑海和精神之中——除非肉体被消灭否则任何人都无法剥夺它。《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郭沫若检讨发言后《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紧随其后进行了转载; 而***明白这一点并且采取了更为阴险的方法：将知识本身定义为罪过——将知识划分为 “革命”的和 “反动” 的两种类型; 贴上 “反动”标签 的知识虽然表面上没有完全归零但也等同于负值； 掌握得越多则越显得反动，拉倒吧...！
建国以来这种手段屡试不爽; 而***的做法最为彻底: 五大绝招（批斗、 劳动改过、思想汇报等） 五根大棒 （行政降级 、取消待遇 、社会排斥 等） 五道枷锁 (政治审查 、言论控制 、行动限制 等）。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人的脊梁就这样被一步步敲断; 以至于今天已经难以直立起来. 虽然如今整治知识分子的那些手段早已绝踪; 但是十年浩劫留下了百年遗毒. 断骨容易接骨难。